? 程路
中國西部研究與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導讀】每逢重大疫情或醫療衛生發展的關鍵時刻，關于中醫藥的爭論總會興起。自2020年第一波新冠疫情以來，某些中藥品牌已數次引發公共輿論漩渦，人們爭議和存疑的是：中醫與西醫，孰優孰劣？中醫藥真的能有效防治傳染病嗎？中醫發展為何舉步維艱？在西醫高度普及下，中醫又該何去何從？本文試圖超越當下關于中醫中藥的現實爭論，開展建設性的討論。
作者分析，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中醫藥應對傳染病已有數千年歷史，在本次新冠疫情中也被驗證有效，對抗疫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同時，中醫藥的核心理論和療效，已出現傳承危機，在西醫市場化的挑戰下，正面臨嚴峻的發展問題。他認為，百年中醫存廢之爭，其核心是對“科學邊界”的模糊理解及其所造成的認知局限。近代西方科技傳入中國，但未受到足夠重視，而清末西學的傳入和“人人爭言西學”的風氣，也使中醫發展受阻。到了當代、不完善的管理制度與知識產權制度，以及市場經濟帶來的利益之爭，也制約了中醫藥發展。
通過比較東亞地區中醫藥發展的整體情況，作者認為：中國的中醫藥產業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若能實現擴大海外銷路、結合國家戰略發展中西部中醫藥產業、提高藥農素質與藥材品質、深化中醫師承教育等具體措施，中醫藥產業將大有可為，中醫也將走向復興。
文章指出，新冠疫情是人類文明的又一次轉折。在后疫情時期，中醫藥產業即將迎來它的“黃金時代”。多次戰疫實踐都證明，中醫藥可以按照循證醫學的方法進行臨床試驗，也可以按照現代科技的方法來進行臨床研究。今后，如何與病毒和平相處，以期達到平衡的狀態，是傳承數千年的中醫藥要有所擔當的重中之重。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2年12月刊，原題為《論中醫的復興》，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2020年1月，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在全球暴發。在西醫已高度普及的當下，國內外的醫學研究者們都相繼致力于開發疫苗和治療藥。目前的新冠藥物包括以下三種：①抑制病毒增加的抗病毒藥；②防止病毒侵入的抗體藥；③抑制病毒炎癥的抗炎癥藥。這些藥物可以達到干擾病毒的繁殖，從而實現抗病毒的效果。在最新的新冠標準治療方案（第九版）中，小分子特效藥及中和抗體取代“老藥新用”的抗病毒藥物，成為輕中度高風險患者的主要治療方案。然而，中藥在這場疫情中的表現和發揮的效果，卻并沒有得到過多的關注與強調。
事實上，瘟疫在人類歷史上已經反復出現過很多次。在中國，在西醫尚未流傳進入、沒有抗生素和疫苗的時代，傳染病是中國傳統醫學（中醫）的主要對象，其治療藥也主要是傳統中藥。中醫藥作為應對傳染病的主要方法，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早在后漢末（2世紀末）的中國疾病大流行時期，張仲景就對傳染病的臨床癥狀進行了詳細的觀察，并將治療傳染性疾病的處方記載于其編纂的《傷寒論》中，直到1957年的中國大流感，張仲景的醫方“白虎湯”都還被用于治療流感，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2020年第一波新冠疫情開始后，中藥的效果就被驗證“對早期和恢復期有相當大的效果”“能有效緩解癥狀，減少輕癥和一般癥狀的患者加重，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對占全體90%的患者約7萬人開了中藥，有效率達到了90%以上”……其奏效的例子絡繹不絕。[1]武漢方艙醫院治療使用的“清肺湯”也被記載在中國大陸、中國臺灣、韓國的“新型肺炎感染癥治療指南”中，用以抑制相關癥狀。
但在2022年4月，隨著上海疫情的暴發，中藥“連花清瘟”抗疫卻引來了一波輿論潮。其發端于王思聰發博公開質疑以嶺藥業，并發酵于全網擁有近千萬粉絲的丁香醫生。截止目前，對于連花清瘟的質疑，已經不僅僅是這個藥物對于治療新冠肺炎有沒有效果，更有朝著“中醫好還是西醫好”的方向演進。這個爭論了上百年，至今也未爭出個結論的話題——中醫、西醫，孰優孰劣？——再次被搬了出來。
“隱藏的醫學真實”：中西醫的光與影
中醫和西醫很大的不同點在于，是看病人，還是看疾病。以頭痛為例：在看西醫的情況下，如果患者感到頭痛，一般會去腦神經外科就診，拍攝腦的斷面圖，看頸椎和脖子的排列。若沒有特別的異常，或被診斷為偏頭痛、群發性頭痛等病名，醫生會開一個處方鎮痛藥，因而西醫確實是“看病的西醫”。中醫則是“觀察病人的中醫”，首先要看頭痛患者的其他癥狀，例如手腳冰涼、肩膀酸痛、哮喘等，因為在中醫看來，即使是同樣頭痛的患者，除頭痛以外的癥狀也因人而異，醫生要觀察患者是怎樣的體質，是什么情況下才會出現頭痛。
因此，西醫和中醫不同的另一個要點是，如何把握癥狀和患者的身體。在西醫中，即使看到頭痛，也不會看到整個身體，即“看樹，不看森林”；中醫學則是在看頭痛這棵“樹”的同時，通過把握整個“森林”來治療，根據主訴部位，在全面觀察癥狀的基礎上進行施術，通過治療其他癥狀，主訴部位會得到改善。這樣看來，中醫采用的是全面的視點，西醫則以部分的視點看患者，這是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這里涉及“標治”和“本治”的方法之區別。簡言之，對疾病本質的治療稱為“本治法”，對疾病現象的治療叫做“標治法”。永遠持續吃藥才是真正的醫學嗎？相信很多人都不這么認為。作為應對療法的西醫只有“標治”的想法和歷史；而中醫是在最大限度地發揮人類所具有的自然免疫力的同時，考慮治愈根本病因的“本治”的醫學。
就傳染病而言，中藥在治療理念上與西藥有很大的不同。中國醫學的古典著作《黃帝內經》中的《素問·刺法論》有一句很有名的話：“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意思是如果體內的免役值高的話，邪氣就會被反彈。中藥的基本理念是，不要打病毒，而是維持迎擊病毒的健康身體。盡早抓住病毒感染的征兆，預防于未然，或是在輕度癥狀中采取措施來發揮力量。有時病毒繁殖得很快，一天可增加100萬倍，為了改變和病毒的關系，中藥向宿主方面發出援軍，而能否在初期抑制病毒的增殖，也與防止重病化、防止血栓癥等并發癥有關。另外，相對于西藥，中藥產生副作用的風險較低，大多可以和西藥一起使用；它是以提高免疫為目的、自然由來的生藥，很多種類都可以自己購買，為了預防也可以采用，這也是為什么在2001年抗擊SARS病毒時，中藥處方中的“金銀花”價格上漲了3~5倍、甚至發生了搶購風波的原因。
為了緩解輕度癥狀，中醫認為，日常的健康管理——“養生”也很重要?！梆B生”的原則一個是，“如果提高內在的正氣，就不能靠近外面的邪氣”；另一個是“避開感染源”。只有實踐了這兩個原則，中藥作為預防藥才能發揮力量。面對這場世紀疫情，很多國家都采取了相關防疫對策，比如，我國堅持動態清零的對策，對被感染人群進行隔離，都是為了避開感染源的做法。至于如何“提高內在的正氣”、防止外面的邪氣入侵，“正確地害怕疫情”就很重要。這并不是指一直待在家里，而是說要積極地沐浴著陽光外出，維持自己每天的體力和免疫力，抵制疾病。
總之，中醫和西醫是兩種不同的知識體系。中醫是一門境界極高的科學，集醫學、哲學、天文學、動物學、植物學、心理學等很多學科于一身，它對自然、人體的認識已經達到了“道”的高度。正因這個高度太高，使得很多人看不懂中醫。從這個角度說，不是中醫醫治不了人，而是學中醫的人自己也沒學懂中醫，因而治不了人。中醫的境界再高，也需要有學中醫的人來體現出來。中醫的“境界”體現不出來的問題，其實在人身上，而不是中醫本身。早在建國時期，毛澤東就發揮中醫中藥療法針對大量血吸蟲病患者進行治療，通過時任衛生部長錢信忠，建立以半農半醫的“赤腳醫生”為基礎的農村合作醫療，改善了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2]毛澤東甚至把保護、發展中醫與維護民族尊嚴聯系在一起，提倡借鑒和學習模仿外國有用的東西，創造變成中國自己獨特的新東西。毛澤東對中醫藥的發展有著極大的貢獻，在那個物資極度匱乏的時代，極大提高了當時人民的健康水平。這些理論放在今天，依然是高瞻遠矚的。所以，我們應該重新認識和發展中醫，因為這不僅關系到我國的醫學發展和國民健康，更關系到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
中醫藥的現狀
雖然中藥在這場抗疫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中醫藥的核心理論和療效已出現傳承危機，并面臨嚴峻的發展問題。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后，改革開放帶來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中醫科學也面臨著西醫市場化的嚴峻挑戰。
首先，從中醫師人數和中醫院數量的數據變化中可以發現某種特征。比如，在1959年~1978年，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征是西醫（也被后來的醫學界稱為“現代醫學”）慢慢進入中國。據統計，1959年，全國擁有中醫醫院1371所，中醫醫師36.1萬人，但到了1978年，中醫醫院減少至129所，中醫醫師只剩24萬人；與之相對，西醫卻經歷了從23.4萬人到73.8萬人的大增長。 2007年至今，中醫出現了獲得重視的兆頭，市場份額有了一些變化。比如，2007~2017年，中醫院的數量從2720所增加到4566所，增幅達67.87%，其所占全國醫院的比重也從13.70%上升到14.70%；中醫院的門診服務，從25387萬人次增加到52848.2萬人次，增幅達108.17％。中醫院的收入也從2006年的4909941萬元，增加到2016年的30821200萬元，增幅達527.73％。不過，中醫院門診服務在全國醫院門診服務中所占比重，卻從2007年的15.50％，下降到2017年的15.36％。[3]據2019年數據統計，全國中醫執業醫師數量是57.5萬，雖然上升了53.7%，[4]但其在全國總醫師數中的占比僅為15.9%。在這十年中，中醫院在整個醫療服務市場份額上的占比，均在15％左右徘徊，也就是說，中醫醫療服務在整體醫療行業中所占的百分比還不足五分之一。這樣的結果表明，中醫沒有學術和市場話語權，更談不上能夠主導“中西醫并用”的格局。
其次，中藥材和中式成藥方面的現狀。中國中藥材及中式成藥在20世紀80年代~20世紀90年代前期一直呈穩步增長的趨勢，但從1996開始，出現連年下降，國際市場份額從1999年的5％降低到了2019年的3%，[5]其中超過80%都是植物提取物和中藥材及飲片，主要是對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出口。[6]與之相反，中國卻是全球西藥產業鏈上游生產制劑的原料藥的最大生產國和出口國。盡管如此，按照規范市場的出口情況看，中國在全球原料藥的供應占比只有7%，甚至比不上印度的9%；而且中國在原料藥產業中處于產業鏈的最上游，附加價值相對較低，導致中國原料藥在全球的表現呈現出大而不強的狀態。
這一點在進出口逆差方面體現出來。2019年，中國原料藥進口均價5485.2美元/噸，出口均價3328.9美元/噸，其中逆差2000多美元，主要是因為傳統大宗原料藥技術門檻低、行業內同質化嚴重。比如，阿莫西林全球需求量才1.5萬噸，而國內產能據說已經突破2萬噸?？股貫E用的問題也因此出現。不過，和任何其他行業一樣，原料藥行業進入到了一個轉型升級的時間節點，如何通過自主創新尋求突破，任重道遠。隨著仿制藥一致性評價的深入推進加大了國內對境外高品質原料藥的需求，以及跨國企業為拓展中國市場加大從境外采購原料藥的力度，等等，都必然倒逼對特色原料藥和專利原料藥的高要求。
因此，對于來自生藥的原料藥，發揮傳統中藥材精華的機會也孕育而生。畢竟，現在人們所使用的全部藥物中，有25%是從植物中提取出來的。例如，從明代《本草綱目》收載的1200多種植物類藥，到當代1977年的《中藥大辭典》收載植物藥4773味，再到1988年的《新華本草綱要》收載多達6000多種的植物藥，這些植物藥專著所記載的植物藥種類雖如此之多，但真正用于臨床的品種不過400多種，僅占7%。特別是用于工業化生產的原料植物藥，迄今還不見有統計數字。
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中國藥學家屠呦呦對青蒿素的發現，不就是受東晉葛洪所著的《肘后備急方》所記載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的啟發嗎？更何況，還有未被記載進正規藥典的傳統草藥，也很少出現于正規中醫處方和藥鋪中，更多的是被民眾廣泛認同、接受和應用的民間藥方，比如，潮汕地區的“青草藥民間祖傳100秘方”就是一個典型，該地區光是涉及糖尿病治療與預防保健的草本植物，就有32種。如果將青草藥這種既能“預防保健、又能治病”的特點進行開發利用，并形成產業化和規?；?，必然有廣泛的市場前景和經濟效益。因此，在原料藥產業升級的同時，藥用原料植物與傳統中藥材和中式成藥的經濟價值，在今后必然會隨著中西醫的逐步融合，重新煥發其古老的青春價值。畢竟，全世界已知的植物約有 27萬種，中國已知的植物約有 25700 種，這些都是大自然回饋給人類的珍貴寶藏。
制約中醫藥發展的問題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制約了中醫藥的發展？
首先，工業革命等科技進步帶來了西方現代醫學的發展?？v觀西醫的發展史，我們可以發現，細菌病毒的發現是建立在顯微鏡被發明的基礎上，可是我國的瘟疫學鼻祖吳又可在1642年提出瘟疫學說的時候，顯微鏡還沒有發明出來。另外，病毒（virus）這個詞也是直到19世紀晚期，才由荷蘭學者貝耶林克（Martinus Willem Beijerinck）命名。隨著病毒分離技術的發展，在20世紀后半葉，人們才陸續發現了數千種感染動物、植物和細菌的病毒。毫無疑問，西方醫學技術得益于物理學的突破、化學實驗研究和對疾病實體細致的觀察來建立現代醫學理論。[7]在這個時期，英國的制度變革和立法手段對醫學科技的發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1842年《大不列顛勞動人口衛生狀況調查報告》，直接使政府在1848年通過《公共衛生法案》。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公共衛生法案，[8]它推動了英國現代公共衛生政策體系的建立，并對社會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改造，無論是思想觀念還是社會資源分配的改變，都驅動其現代化不斷深入。但是在中國，盡管在明清之際，西方近代科技就已傳入，但是沒有能夠產生其在西方社會所發揮的作用。
第二，清末西學的傳入以及所處時代對“科學邊界”的模糊理解所帶來的局限性問題。清末，隨著西方的科學技術及西學的不斷傳入，學術界出現了“人人爭言西學”的風氣。從最初1879年俞樾的《廢醫論》，到1929年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廢止中醫案”，再到魯迅、陳寅恪等人，無不對中醫之無科學性提出批判。比如，魯迅在1922年和1926年寫的《吶喊》自序、《父親的病》中，用辛辣的筆墨嘲諷了中醫存在的弊病。小說《藥》中“人血饅頭”的情節，更是讓人不寒而栗；出身中藥世家的陳寅恪在《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中提到“中醫有見效之藥，無可通之理”，并明確反對把中醫視為“國粹”凌駕于西醫之上，甚至“寧讓西醫治死，也不讓中醫看病”。他們反對中醫的觀點，除了所處年代正是中國新舊交替時代之外，應該也與他們曾經留學日本、受“后明治維新時代”的影響有關。[9]1876年，剛進入明治時代的日本全面推行西醫制度，取代了從中國引進兩千年、已形成本土特色的漢方醫學，[10]因此明治時代也被稱為日本漢方醫學界的黑暗時代。為了謀求漢方的存續，以東京的漢方醫生山田業廣等人為中心，成立了“溫知社”和漢醫學講習所（之后的溫知醫學學校），開展了漢方存續運動。雖然在后來的幾十年里，漢方醫學界的反抗一直沒有停止，[11]到今天也持續著對漢方藥的改良，但國家層面的政策和法律并沒有很大的改變。所以，在今天的中國，借助于互聯網的發達，“連花清瘟”事件發酵的背后也暗藏了中西醫的博弈。這些觀點使得一些人不信任甚至堅決反對中醫?？v觀百年中醫存廢之爭，其核心無非是對“科學邊界”的模糊理解，也從側面說明了魯迅等人有著其所處時代的局限性。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正好是工業革命興起的時代，從工業革命最初的紡織革命，到機械革命、電氣革命，再到今天的信息革命，百年來技術進步帶來的各種理論創新，證明了醫學是不能用“科學”與否去定義的?！翱茖W”也不等于正確，因為科學只能是“理論假定+部分驗證”，我們還有太多對于未知事物的無知。任何理論都不能是絕對真理，即便在西醫體系里，很多生物學和化學理論也并不能保證是完全正確的。
第三，不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知識產權制度無法在中西醫之間進行利益的平衡。1999年的《執業醫師法》，基本按照西醫的管理模式和教學方法制定，在醫師資格認定方面局限于中醫院校，使得民間中醫師流失。2016年6月14日，享年83歲的浙江民間著名中醫潘德孚去世。雖然他醫術高超，但根據《執業醫師法》規定，他的診所生前已被依法取締，以至于后來被迫非法行醫16年，一直到去世前都沒有取得最低的執業助理中醫師資格。這一現象，和100年前日本全面引進西醫制度后對中醫師的限制和影響，幾乎如出一轍。中醫師的培養模式千年來采取的是“師傅帶徒弟，父親傳兒子”的模式，用授徒施教來傳授醫術，與西醫教學模式完全不同。這種自古以來的傳承傳統不但沒有使中醫消亡，反而歷代均名醫輩出。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長期以來中醫藥學在教育上的隨意性，使其成為一部分人騙醫的招牌，敗壞了中醫藥學的名聲。另外，在利用知識產權保護自身利益方面，由于傳統“秘方”“祖方”的保守意識，中國的中藥專利申請在國際市場上僅占0.3%。直到2007年6月22日，中國首次通過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以“專利許可”的方式，與英國植物制藥公司簽訂了一種新型中藥的合作協議，中醫藥才真正走向了國際市場。又比如，江蘇南通的季氏蛇藥，自面世以來，以極獨特的療效和神奇的康復功能挽救了多少病家的生命，行銷歐亞非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尤其在東南亞亞熱帶叢林其功效更甚，救治病人無數。但是，季氏蛇藥卻長期被列為國家保密產品，最近幾年才開始申請專利。[12]因此，只有從源頭重新梳理中醫藥的知識理論體系，與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相關法規相結合，從法律層面出臺保護措施，才能促進中醫藥事業的創新發展。[13]
第四，市場經濟帶來的利益之爭造成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的問題。自古以來，中醫藥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來探求病因，靠的完全是醫生幾十年積累的經驗，醫療器械幾乎用不上。而現代西醫的診斷技術更多則是借助先進的醫療儀器設備和實驗室，對疾病作出準確的診斷?？梢哉f，是材料、制造、電子、信息、網絡等技術發展，同時也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帶來的技術創新，才使現代醫學飛躍式發展。但歸根結底，技術創新的核心是圍繞如何更好地服務“人”，讓“人”更加健康和長壽。這幾年，隨著老齡人口的增加以及總人群的慢性病患病率的增加，對醫療器械的需求也不斷擴大。中國醫療器械整體市場規模已由2014年的2556億元增長至2018年的5304億元，年均增速保持在20%左右，[14]這個增長水平甚至比同期國民經濟增長水平高得多。2018年的全球醫療器械市場規模為4278億美元，預計到2024年規模將接近6000億美元。[15]從整個醫療器械的子行業來看，體外診斷占比最大，其次為心血管、影像設備和骨科。醫療器械市場之所以增長迅速，也是因為很多疾病用藥物難以解決，醫療診斷、神經調控等技術將有助于疾病的診斷和治療。[16]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面對幾千億美元的醫療器械市場，背后的利益博弈顯而易見。由于國內相關技術和制造水平還存在問題，使得歐美生產的、用在手術方面的器械耗材得到很多醫生的推薦，以及患者和家屬的信任，這也是導致中醫藥的份額不能擴大的原因之一。尤其在改革開放初期，最早進入中國市場的幾大外資醫藥公司在中國創立“醫藥代表”的銷售模式，開創了借助支持醫學學術會議的模式，推廣醫療器械走進各大醫療機構。就這樣，中醫藥徹底失去了市場主導權，再加上各種醫學類學術委員會的骨干，包括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基本都是由西醫為主導，中醫師基本沒有話語權，因此，中醫想進一步發展很困難。
其實，以“精準診斷”為目標的醫療器械的內涵，與中醫藥的“把脈、問診、看舌象”、再根據脈象和舌苔、個體化差異等情況綜合辨證之間，似乎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無論中醫還是西醫，根據經驗進行疾病診斷都是醫學生的必修課。臨床經驗幾十年的老中醫誤診率要低于臨床經驗幾年的年輕中醫；而西醫也一樣需要經驗的積累，只不過在儀器和化驗單的指導下，年輕醫生可以將誤診率控制在最低范圍內。當然，儀器和化驗用的消耗品都是明碼標價的，這里面都蘊涵了其經濟的產出所帶動整個醫療產業的良性循環。[17]但在治療方面，尤其是在感染性疾病的治療上，抗生素的發明雖然使得很多病人得到救治，面對新型病毒或超級病毒時卻也是束手無策。比如，2003年SARS期間，為了搶救生命，激素類藥物曾被大量用于非典的緊急治療，而激素的副作用卻也造成部分患者產生股骨頭壞死等后遺癥，使這些人喪失了工作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18]其實，無論是激素還是抗生素，都是通過干擾其他生活細胞的發育功能，改變細胞新陳代謝的化學物質，通過激發調動身體內自有的全部能量，來集中治療現前出現的毛病。這和中醫通過利用調配各種中藥材來調理身體的原理是一樣的。尤其是在這次疫情中，中醫師在進行西醫常規診治的同時，根據不同年齡、不同體質的人采用清肺排毒湯、穴位貼敷、耳穴壓豆等中醫藥手段進行醫治，目的也是為了激發人體內的能量進行自我調整。
由此來看，無論西醫還是中醫，說到底都應該是以人為本，不能以病為本。治病的根本道理是調節平衡。 然而，西醫認知疾病，不是像中醫那樣通過整體性聯系去尋求患病原因，而是用要素還原論的手段查明疾病的主體，要建立解構人體的研究環境，這就需要大量的儀器設備與設施，其先進水平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而進步?？梢哉f，現代醫學體系是工業革命科技昌明的果實，西醫今后也將走上越來越專業細分化的道路，這是其研究方法論的必然方向。但是，人的存在并不是機械零件的拼湊，身與心不可分割。從狩獵采集文明到農業文明的7萬年，再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的幾百年中，我們人體基因根本都沒有來得及改變，身體也沒有隨著文明的進化而進化，由此帶來的一系列慢性病等健康問題，不是現代醫學所能解決的。20世紀80年代，美國曾發誓到20世紀末要征服癌癥，可是到現在，癌癥非但沒有被征服，罹患癌癥的病人反而越來越多，人們依然束手無策。正如北京大學醫學部韓啟德院士所說：“跟傳統醫學相比，現代醫學的弊病是缺乏整體觀，而且難以對人體和疾病的復雜巨系統進行整合……”從文化上來說，中西醫雖然沒有優劣之分，但是，中醫文化與西醫不同之處，還在于其表現出濃厚的農耕文明特征?！饵S帝內經》所談及的醫學理論中就有提示。比如，《素問·四氣調神大論》認為“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也就是說，世間凡有生命的萬物，源于陰陽交感變化，而且都依隨太陽在天的四時運行歷程的變化，猶如生長在地里的莊稼一樣，它們的生命現象也呈周期性變化，以太陽的一個行程的終為終，又以將此終點為起點的另一個行程的始為始，終而又始，周而復始，是“終始”貫徹一致的一個整體的生命體系。
未來的展望及建議
今后，隨著分析設備（三維高速液體色度圖、氣體篩選器、質量分析儀等）的發展，對藥用植物進行復雜的成分分析會越來越精細。藥理作用也在通過免疫學、基因分析的進步進行解明。唐朝時期《黃帝內經太素》所闡述的“藥食同源”的思想也逐步用現代手段得到驗證。比如，1984年，日本學者中野益男為了了解古代人的食物是什么，調查了附著在遺址出土的餐具上的殘余物和糞便化石，明確了古人的食物來自攝取動物的骨頭和貝殼食物的事實，推測古代人利用了10萬種物質作為食材，并進行了報告。[19]估計那時生藥的龍骨和牡蠣等也作為食材全部被利用。后來作者根據“藥食同源”的思想，想到了漢方藥的作用機制，提出“藥食同源定義證”，[20]也就是說，與古代人相比，現代人攝取的營養素種類明顯不足，結果導致了異物（外邪）排除能力的降低（廣義上來說免疫力低下），這個結果是，異物排除失敗，導致疾病。另外，如果免疫力低下的話，會出現各種癥狀，將其分類為癥候群的就是“證”。因此，應該按照“證”給病人服用一定的方劑（由多種生藥構成），可以改善營養素不足，從而治好疾病。這個驗證“藥食同源”的理念提出時，韓國正在改革韓方醫學，將“漢方醫學”改成“韓方醫學”，又改成“韓醫學”。
如今的韓醫學與日本漢醫學一樣，經歷了西醫流入造成的流失，甚至丟失了李氏朝鮮前期的古醫書。進入大韓民國時代，漢方醫學逐步復興，“藥食同源”得到挖掘，各種藥參雞湯，雪濃湯等成為日常，更是通過《大長今》等影視作品得到廣泛傳播。在國家層面出臺的政策和完善管理體制之下，針灸術和草藥材的并用成為一個特色。在首爾的漢藥商街，有500多家中藥店及中醫診所，目前韓國中藥市場估計已達10億美元以上。尤其是正官莊的“高麗人參”已經成為品牌，除了原支參外，還有暢銷百年的參膏、參粉，以及近年來廣受追捧的紅參飲品等產品。此外，高麗參產品還涵蓋了各種化妝品、休閑食品等，產品種類超過200余種。同樣，以“龍角散”“救心丸”為代表的日本漢方藥等也得到赴日中國游客的“爆買”，并占國際中藥市場七成份額。與中國中藥傳統的熬湯不同，日本的漢方藥都是顆粒劑，[21]尤其是漢方藥制劑生產的規范化、標準化過程，從源頭規范藥材的種植，都降低了農藥殘留和重金屬含量。當然，也有報告指出，適當地使用中藥可以減少醫療費用，在節約成本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22]這背后當然與日本進入史無前例的急速老齡化，高價新藥、新治療的采用使得近年來日本醫療費大幅度增加有很大關系。沉重的經濟負擔讓更多人選擇漢方治療，畢竟，中藥原本就是農產品，與許多西藥相比可能更便宜。不過，由于天然物的價格因收獲和需求而發生很大的變動，所以與因大量生產而降低藥價的合成醫藥品不同，中藥不是每兩年降低藥價的對象。因此，日本漢方醫學領域一直呼吁對醫療制度的改革，重視植物原藥的栽培。除此之外，最近幾年，在加強漢方藥學的教育方面，更是將漢方醫學制定為醫科大學的必修學科，另外，在福祉·護理、國際醫療協作、制藥等各個層面，各科醫師通力合作交流，逐漸發展成為一個“生命科學”領域。
從2000年至今，全球植物藥市場每年呈現10％~20%左右的增長速度，美國則高達20%~50%。[23] 另一方面，日本漢方藥的藥材原料從中國進口的占比從過去的80%下降到了2016年的68%，這也是由于近年來中國國內市場需求每年以20%的增速增長，中藥材價格飆升使得日本漢方藥制藥企業開始加速中藥材國產化，繼續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在這種背景下，日本最大的漢方制藥公司津村藥業將未來的開拓方向重點放在中國和美國，將這兩個國家視為是日本漢方藥“具有極大潛力的一個市場”。[24]這也與中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逐漸開始重視健康養生的背景有關，除此之外，也離不開中國政府推進“大健康產業”的扶植政策。[25]
圍繞中西醫的百年之爭，中、日、韓三國的中醫師們都曾經有過如出一撤的抗爭歷史，直到今天也在繼續。這個問題也存在于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東南亞各國。比如，越南的傳統醫療分為越南獨自的醫藥“南藥”和中國傳來的醫藥“北藥”；除了傳統醫療，還有使用西藥的醫療，也就是19世紀被法國殖民者帶入這里的另一種醫學體系——西洋醫學。如果從醫學范疇的變遷這一視點來描寫越南的醫療史，那么和日本與韓國一樣，越南的“南藥”是在對抗中國和法國、美國的意識形態下釀造的，作為越南民族主義的象征，“傳統醫學”被創造出來這一點是不能否定的。[26]
最后，雖然中醫藥在不同區域都獨自發展，但用語、處方、理論也有著各種各樣的差異，標準化和統一化存在著許多障礙。有學者指出，從2003年開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所（NIH）花費了大量的預算，在NIH的美國國立輔助代替醫療中心（NCCAM）和國立癌癥中心（NCI）以中醫學為中心進行研究，進行中醫、漢方針灸等東方醫學的標準化。如果以美國制定的哈佛醫學（中藥）為基準，那么它很可能會作為全球標準被傳到亞洲各國，特別是以中醫藥學為中心的中、日、韓三國之間一直存在壁壘，這也是中醫藥一直沒能在以西醫為中心的醫療市場化中得到擴大的原因。[27]
那么，今后如何打破這個壁壘呢？以下，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擴大海外銷路，重構分利共榮的中醫藥商業生態鏈。2020年11月15日，我國參與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2022年1月正式生效。RCEP整合了東盟十國共15方，中日和日韓之間建立了新的自貿伙伴關系。來自東盟十國和日韓兩國都屬于儒家文化圈，尤其是東南亞地區長期以來，與我國有著深厚的文化往來。因此，我國是藥材最大的生產國，如果與在中藥開發、生產方面擁有高度技術的日本共同攜手，并和韓國及我國臺灣共同提出一個“振興東亞中醫藥文化”的愿景，可以大大擴大世界中藥市場，共贏的可能性很高。特別是在2020年中國將“文旅康養”上升至國家戰略的背景之下，在打造康養小鎮的背后，打造一個中、日、韓中醫藥產業融合發展園區（或孵化器）[28]的概念，以這樣一個平臺為載體，以中草藥精深加工為重點，共同打造和維護中醫傳統醫學的發展。這個園區并不是單純地圈一塊地建幾個廠房、引進幾家相關藥企，而是需要有一批精通中醫藥領域的業務且善于集聚資源的經營者，尤其是園區創始人更應是這方面的專家。因此，平臺成功與否，不在于“形”，而在于擁有經驗、資源和資本的“孵化專家”作為創始人入股（無形資產和現金同時入股等方式），與提供土地的地方政府進行合理的股權分配。與地方政府共同成為合伙人的模式，集眾家之長，提供周到服務，同時自身也能分散風險。
第二，與鄉村振興大戰略緊密銜接，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背景下，盡快推進中西部地區利用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條件，發展藥用植物種植基地和精深加工產業鏈，為中西部不發達地區農民致富做貢獻。這是因為，中西部地區與東南沿海的省份相比，即使承接了不少東南沿海地區轉移過來的傳統行業產能，卻沒有港口優勢；另外，我國大部分能源與原料也來自海外，如果加上陸運方式運到生產地區就會增加很多成本。事實也證明了這種產業轉移成果并不理想，也并沒有真正形成中西部各地區自身的產業聚集與產業優勢，東西部的經濟二元差距依然存在。而這次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發起，就是為全國的產業布局實現通盤考慮提供了可能，做到宜工則工、宜農則農、宜商則商，地區間的錯位分工更合理，讓產業鏈的優勢互補更明顯。因此，中西部地區需要在本地區的自然資源中挖掘符合該地區環境因素的中藥材原材料的價值和轉換能力，通過形成一定的產業鏈來提升價值，化解漫長的物流帶來的成本，從而使得地區經濟能夠得到發展。比如，位于陜西省中部的銅川市，在2009年礦產資源枯竭后，轉型升級為黃芩、丹參、金銀花等重點中醫藥產業的重鎮，當然，這背后也和該地區是藥王孫思邈故里的深厚基礎有關。
太行山東麓涉縣連翹生產基地，就帶動2000多家農戶從事連翹生產，這些農戶通過對連翹的撫育和種植，既綠化了荒山，也收獲了經濟作物，發展了鄉村旅游，最終富裕了鄉親。
黑龍江地處祖國最北端，處在寒溫帶，氣候冷涼。其光照長，晝夜溫差大，病蟲害少，極適合綠色有機中藥材生長。那里的板藍根、刺五加、關防風、水飛薊、人參、平貝，在國內外中藥市場享有盛譽，產量居全國首位。民營企業家李東明倡導成立“黑龍江自然界生物中醫藥產業研究院”，利用植物類中藥、動物類中藥、菌類中藥多用處特點，開展中藥材第一產業培育，第二產業深度加工，第三產業旅游景區和城市園林花園環境打造，“藥食賞”之靈芝、猴頭、香菇已經批量轉化。他們食藥同源菌類項目不僅轉化了國內先進的食用菌類技術，給農民給帶來了收益，還有聲有色的促進大健康產業參與鄉村振興。從發展中草藥這個角度看，大健康產業不僅有經濟效益，更重要是它的社會效益。
第三，提高藥農素質，發展高標準原藥植物的種植。從事藥物或相關領域工作的人員，不會有人對藥材的重要性提出異議。生藥（藥材），除了成為中藥等醫藥品、功能性食品、化妝品等的原料外，作為藥物資源也很重要。為何從中國進口藥材的日本能在世界的中藥市場上占有80%~90%的壓倒性市場份額？為何中國游客要去日本“爆買”漢方藥？這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國和日本等海外的品質基準不同。在中國，中藥的品質基準還沒有完善，農藥殘留物和重金屬含量的基準值無法過關，不能向海外輸出的情況并不少見。所以，提高藥用植物的價值，需要在提高品質和降低生產成本上下功夫。阻礙藥用作物品質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農藥污染——除草劑、用于對種苗消毒和病蟲害防治的殺菌劑、殺蟲劑等，這是中藥材與一般農作物一樣面臨的問題，而與一般農作物的不同之處在于，藥用作物多利用多年生植物的根，因此更需要明確多年使用的農藥品質和農藥的殘留性。[29]另外，已有研究表明，不進行除草劑處理的情況下，有可能由于雜草害導致作物產量降低。而且，藥用作物與一般農作物不同，栽培期間可能會長于2~3年，有必要研究科學的處理方法。因此，確保中藥作為醫藥品的質量，在原藥植物栽培方面進行品質管理，將是非常重要的課題。比如，可以通過DNA堿排列，將生藥的鑒定應用于品質管理等，以此為契機，確立一套有效的科學評價生藥品質的技術體系。
第四，中藥生產與西藥生產規?；g的壁壘及生產管理體制上的問題。由于西藥可以大規模生產，一個藥就可以年銷售幾十億、上百億美元，巨大的利潤也使國內從事傳統中藥的廠家對之虎視眈眈。然而，中醫藥針對每個人問診下藥的特點，使得傳統中醫藥的作坊方式不可能與西藥的大規模生產媲美。幾十年前，一些中藥廠商以西藥的方式推銷中藥，完全違反中藥口服、外用的傳統，不僅引起很多不良反應，甚至發生了很多草菅人命的悲劇。[30]傳統中醫里，從來沒有注射液這一劑型，也從來沒有注射的概念。即使是西醫注射劑，也有嚴格的一套流程和試驗。無怪乎這種中藥廠商會引來知名學者饒毅的炮轟和批判。[31]對于如何擴大中醫藥的規模，前文所提日本津村藥業的經驗非常值得參考。比如，該公司在致力于漢方制劑的制造和銷售的同時，也不斷挑戰擴大中藥制劑處方機會的創新可能性。中藥制劑的原料是由以植物為中心的天然物而來的“生藥”。天然物有基種的差異和成分的偏差，所以在制造上很難保持作為醫藥品的品質均等，這就需要生藥產地的固定化和栽培方法的指導等，以控制原料生藥的偏差。另外，在漢方制劑的制造工序中，會對每批生藥含有成分的數據進行積累和管理，從而更加優化成分平衡。通過獨自開發生產線，將提取精華的成分變化抑制到最小限度，實現了最終產（即建立中藥價值鏈，包括原料生藥的栽培、采購、品質管理、中藥制劑的制造、銷售和信息提供這一系列流程）。
第五，重視中醫藥文化的教育。中醫藥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必須從娃娃抓起。過去學中醫的人，十幾歲就跟長輩一起學抓藥，從藥入手，然后慢慢學把脈，五行、臟腑都是一點一點學會的，慢慢積累出來的，到了一定階段才能獨立看診，需要20多年打基礎的過程。望聞問切診斷法，相生相克，君臣佐使，這些蘊涵中國古老智慧哲理的中醫理論，需要成長和延續的環境，因此，應該從娃娃抓起。在編制小學教材中加入中醫中藥體系的基礎內容，學習古文詩賦等。其實，中醫并不是被人為地擠壓，而是現在的教學方式并不是中醫發展所需要的。中醫應該按照師徒傳承制來學習，辨藥、把脈相等需要長期的訓練。隨著人們對生命科學的重新認識，尤其在預防、增強健康醫療和康復醫療方面，中醫所具有的療效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再加上中醫藥成本低廉，全民免費治療的目標相信不久之后就會實現。[32]在未來，隨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化技術的發達，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有可能走向融合，但是，人工智能不可能有人的意識，也不能提供人的感情需求?，F如今，人類中韓日圍棋頂尖高手已經下不過“阿爾法狗”（AI技術），但醫術更非冰冷冷的紋枰對弈。而“醫乃仁術”，醫學本身就是一個具有高度人性溫情的事業，其所具備的科學屬性、人文屬性和社會屬性，也意味著它有著維系人類自身的價值和保護自身的生產能力。如果從小就培養孩子們在這方面的基本素養，對提高我們國家未來的國民素質有很大作用。小學生教材的頂層設計極為重要，是大戰略，能影響一代人、幾代人。這個正反兩面的經驗和教訓都有。我們現代人必須具備起碼的生命醫學常識，中醫應該成為現代人的必修課。不論是孩提還是成年人，把中醫治未病理念、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理念應根植于我們思維反射和日常生活中。筑牢我們的文化根基，樹立起中醫藥文化自信，深化人民群眾中醫藥的文化自信，最終達到中醫藥高質量發展。這些基礎工作涉及到中醫藥的傳承創新。從娃娃抓起，筑牢文化根基，中醫藥的活態傳承，古籍文獻的保護與利用，古籍經典名方制劑的研發和中醫藥人才的培訓，都是極為重要的。
結語
當今世界，各種疑難雜癥逐年遞增，尤其是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型肺炎，讓我們認識到：未來的解決之道，不在治病，而在治人；不在治身，而在治心；不在治個體人，而在治天下人。這次疫情，從人類發展歷史上看，對于具有人口密集特征的城市文明來說，的確有點反常。毫無疑問，這次疫情是全世界正在面對的、人類踏進文明門檻以后的一個轉折。正如以美國哈佛大學斯蒂芬?沃爾特為首的12位全球頂尖思想家所預測，其深遠的后果將導致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永久性轉變。[33]雖然這些觀點中有悲觀或樂觀的見解，但是，結合其前瞻性再來看這個轉折，對于我們確有著自1840年以來的劃時代意義。
武漢戰疫，證明了中醫藥可以按照循證醫學的方法進行臨床試驗，也可以按照現代科技的方法來進行臨床研究。對于后疫情時期的中醫藥如何發展，國家主席習近平更是多次“把脈”。2020年6月2日，習近平在“如何構建強大的公共衛生體系”的專家學者座談會上，特別提及“守正創新”，指出“中西醫結合、中西藥并用，是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點，也是中醫藥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的生動實踐”。[34]2021年5月12日，習近平在河南省南陽市考察調研時再次強調，“我們要發展中醫藥，注重用現代科學解讀中醫藥學原理，走中西醫結合的道路”[35]。隨著國家領導人的重視和支持，2022年，當第三波瘟疫大流行時，中醫藥及時、全面、深度地介入診療全過程，打出中西醫結合救治“組合拳”，在患者醫療救治中發揮了及時、獨特的作用。2022年3月，香港疫情嚴峻時，香港政府公布可以運用中醫藥，并請中央加派的中醫專家組馳援疫情，這些契機都為今后中醫在香港和多地的發展和應用打下了基礎。[36]
我覺得中醫藥產業即將迎來它的“黃金時代”。中醫藥已經傳播到183個國家地區，簽署88個中醫藥對外合作協議，布局建設了32個中醫藥海外中心，為抗擊和戰勝疫情，共同貢獻了“中國力量”。2022年3月31日，世衛組織發布中醫藥救治新冠病毒專家評估報告，明確肯定了中醫藥救治新冠病毒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并鼓勵成員國考慮中國形成并應用的中西醫結合模式。
宋朝人曾說：“為人子女，不知醫者為不孝；為人父母，不知醫者為不慈?！薄安粸榱枷?，便為良醫?！绷荚账寡?！醫學，不是醫生的專利，而是全民必備的常識。我們要更好地珍惜這塊人類文明的瑰寶——中醫，必須重新認識中醫在生命體系中的作用，傳承古代名醫懸壺濟世的醫德，通過中醫療愈自己的內在。無論新冠病毒的變異是否發生變化，病毒，這個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經生活了35億年，以后仍會以其他形式出現。因此，今后如何與病毒和平相處，以期達到平衡的狀態，是傳承數千年的中醫藥要有所擔當的重中之重。除此之外，中醫藥將來如何繼續與現代科技手段交叉并用，進一步與西醫融合發展，也是構建一個創新性的“東西方結構主義科學論”架構雛形的基礎。即，基于物理學、生物學等，對能夠觀察到的東西（看得見的＝現象），在同一性不變的基礎上（看不見的＝形式）進行論證。堅持以中醫為體，以西醫為用，提升病癥結合臨床診療能力，利用中西醫雙重診斷、雙重治療的優勢，推進微觀診斷與整體辯證相結合，提高臨床療效。這應是我國醫療事業發展的遵循。這也是我們進行大膽設想的開端——思考我們的未來應該建立在怎樣的東西方文明交融的科學與社會模式基礎之上。
作者系中國西部研究與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責任編輯：盧鑫欣）
注釋：
[1]2020年4月17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新聞發布會，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教授，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王偉出席發布會并答記者問。在公布武漢疫情后的幾天，2020年1月27日，國家中藥管理局就緊急啟動了中藥防治新冠肺炎的項目—清肺排毒湯，并在4個省份進行臨床緊急觀察，確定其有效率都在90%以上后，2月6日向全國推薦使用。從最初的武漢江夏方艙醫院收治病人的26天里，對收治病人564人中零死亡，零轉重，零復陽，零感染。再到4月12日公布針對該清肺排毒湯的調查中，顯示收治病人1262人中1253人的治愈（占99.28%），這些病例沒有一例輕癥轉為重型、普通型轉為危重型的病例。
[2]1983年，錢信忠被聯合國授予第一屆聯合國人口獎，以表彰他在中國人口問題方面的巨大貢獻。
[3]毛嘉陵、侯勝田、高新軍、潘越：《中醫文化藍皮書：中國中醫藥文化與產業發展報告（2017~201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
[4] 吳化宇、高彩云、劉玉、丁國武：《我國中醫人力資源配置現狀及公平性研究》，載《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18年第3期。
[5] 根據對2018年6月到2019年5月的海關出口數據統計，中國中藥材及中式成藥出口基本徘徊在每個月11000噸左右，出口總金額為1022.54百萬美元，同比下降9.5%左右。
[6] “這背后的原因除了因為西方國家對中藥采取的監測標準不同對中藥有所限制之外，搞中藥中間體出口支持了東南亞一些國家中成藥和西方國家保健品的生產發展，減少了對我國中藥的依賴和需求?！鼻皣抑嗅t藥管理局局長呂炳奎先生2002年11月15日在胡錦濤總書記當選之日寫的信（呂老已于2003年12月10日逝世）。
[7]具體而言，有三大科學發現奠定了現代醫學技術。（1）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指導生物界的物質代謝運動；（2）生物進化論：奠定胚胎發育與遺傳學；（3）顯微鏡技術的發展和細胞學說：奠定了基礎醫學
[8]李宏圖：《19世紀英國公共衛生體系建立》，澎湃新聞，2020年3月11日。
[9]余云岫1905年公費派赴日本留學，1908年回國后，又于1913年再赴日本大阪醫大繼續求學，1916年回國。陳寅恪1902年隨兄衡恪東渡日本，入學日本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因足疾輟學回國。魯迅1902年3月公費赴日本留學。4月入學弘文學院，1909年8月回國。
[10]日本在1874年建立近代醫學制度，并在那幾年實施執業醫師制度。執業醫師制度即，想開業必須通過理科?化學?解剖?生 理?病理?薬剤?內外科這7門西醫學科的考試。這是以德國教師萊奧多·穆爾雷爾和醫生特奧多爾·霍夫曼等人的教育為基礎，如果不參與進這個系統的話，既不能學醫也不能進行醫療，更不能取得醫師執照。也就是說，漢醫開始不被承認是醫學。在這項政策中，漢醫只允許一代人以既得利益的身份自稱醫生。但是，即使新學會了漢醫醫學，如果沒有西醫的醫師執照的話，就不能進行漢醫醫學的治療。對這個政策提出抗議，要求修改制度的激烈的“漢醫復興運動”一直進行到明治中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由于戰時影響到了醫療資源的短缺，而重新開始審視漢方醫學。這也成了復興漢方醫學的基礎。到了1938年，漢方醫學團結所有的漢醫師，藥劑師，針灸師等流派，成立了東亞醫學協會。之后，雖然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遭到停滯，1950年成立日本東陽醫學會為契機，漢方醫學又成為邁向復興日本傳統醫學的道路。
[11]代表日本漢方學界的溫知社連續十次到帝國議會提愿，最后還是被1895年帝國議會否決。明治末期1910年，漢方學界的和田啓十郎氏『醫界之鉄椎』出版。
[12]1984年國家醫藥管理局保密委員會出具國藥科字第431號科學技術保密項目通知書，將季德勝蛇藥片正式列為醫藥系統第一批科學技術保密項目，密級為絕密，并向生產經營企業提出不參觀、不介紹、不提供配方工藝的保密要求。2011年，季德勝蛇藥制作技藝作為傳統醫藥被入選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目前，季德勝蛇藥已收入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在全國廣泛應用。 最近幾年，開始陸續申請專利。
[13]2020年4月23日，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長雨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2019年中國知識產權發展狀況新聞發布會上透露，目前，國家知識產權局在加大專利對中醫藥保護的同時，也在積極配合有關方面推動出臺中醫藥傳統知識保護條例，更好地保護傳統中醫藥。
[14]艾媒咨詢：《醫療器械市場報告：預計2022年市場規模將超9000億元 高端市場將成下一個發力點》，新浪財經，2019年11月26日。
[15]World Preview 2018, Outlook to 2024, Evaluate MedTech, June, 2018.
[16] 《4484億！中國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大醫療器械市場！》，東方醫療器械網，2018年9月6日。
[17]不過，在健康醫療保險和作為公共福利的醫療福祉投入方面，相關政府管理部門還是落后于市場經濟的運轉，以至于人們對醫患關系的惡化轉嫁在了對執政的不滿上，造成了社會穩定的風險。
[18] 《非典后遺癥十年：患者多為醫護人員 生活無尊嚴》，人民網，2013年2月22日。
[19] 中野益男：《殘存脂肪酸分析の現狀》，載《歴史公論》1984年第10卷，第124~133頁。
[20]定義：1.“證”是指某一一定的食物，即營養素不足時所產生的身體綜合癥，以統計學分類方式描述的東西。在此，通過“四診”對身體癥狀進行體表診斷。統計相當于多變量分析中的聚類分類。2.診斷“證”，可以說是“看清短缺物質的行為”。3.根據證明補充一定的不足物質，生物體的平衡就會恢復。即，免疫力恢復。這意味著藥食同源本身的作用。參見本間行彥：《科學としての漢方醫學》，載日本東洋醫學雜志2001年第52卷。
[21]這得益于1960年150個中藥材被日本政府國家醫保采用，為了方便每種藥材藥效的記載，1967年，小太郎漢方制藥首次上市了6種中藥精華制劑，企業代替患者煎制濃縮中藥，然后將其制成顆粒狀或細粒制成制劑。中藥精華制劑的優點早在1955年藤平健《漢方的臨床》列舉了9大優勢。比如，（1）與煎劑相比減少麻煩；（2）方便保存；（3）配藥不需要時間，（4）配藥時的錯誤變少；（5）與其它方子合方時可以簡單調整；（6）有6證并存的情況下，不管合方如何，不同時間分別服用兩方都可以簡單做到；（7）生藥不需要保管場所；（8）減少生藥保存中的蟲害；（9）攜帶方便等。除此之外，醫保適用中藥提取物制劑，也擴大了醫生的裁量權，使醫療資源的開發和分配適當化。
[22] Yasunaga H,Miyata H,Horiguchi H,et al, “Effect of the? Japanese Herbal Kampo Medicine Dai-kenchu-to on Post-operative Adhesive Amall Bowel Obstruction Requiring? Long-tube Decompression: a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et Med, Vol 2011, 2011.
[23] 美國市場的表現之所以這么靚麗，筆者認為這和美國高額的醫療費有關。有統計數據表明，每年申請個人破產的案件里，破產原因的背后是因為醫療費為代表的意外支出占了一大半。 這背后的原因正如Business Insider以前報道的那樣，美國近數十年來不僅醫療費上升，嬰兒潮世代的高齡化使“高肥胖率和糖尿病、健康狀態良好的人的比例下降”，伴隨健康風險的增加，這可能導致意外的醫療費用增加。參見Hillary Hoffower, “A Growing Number of Americans Over Age 65 are Filing for Bankruptcy Just to Get by, and It Could Signal a Larger Problem in the US” Business Insider, Aug 12, 2018.
[24] 《中藥的國際危局：日本漢方藥將在美國獲批上市？》，思奇圈，2019年7月2日。津村藥業已先后在我國建立了70多個GAP（中藥材生產質量管理規范）藥材種植基地，作為其漢方藥原料，用于該公司在日本國內80%的生產和加工，同仁堂是我國擁有GAP基地最多的中藥企業，在國內僅擁有8個GAP基地。
[25] 在立法層面，2017年7月1日的《中醫藥法》、2020年6月1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等相關法律圍繞中藥的保護與發展，規定必須遵循中醫藥發展規律，堅持中西醫并重、傳承與創新相結合，發揮其在預防、保健、醫療、康復中的作用。
[26] 現在在越南，來自越南的“南藥”和來自中醫學的“北藥”作為“傳統醫學”的藥草治療被匯總在一起，在公共醫療制度內被利用?！澳纤帯钡乃幉莺汀氨彼帯钡乃幉蓦m然差別極為模糊，但在長期受中國各王朝侵略的越南，作為對中華世界事物尋求對等關系的運動之一，從14世紀左右開始，越南北部逐漸興起了“南藥”的概念和語言。而“南藥”，在經歷了法屬時期和反法、反美戰爭后，仍被認為是越南獨立性的象征。同時，“建國之父”胡志明呼吁“要更好地利用我們的‘南藥’‘北藥’‘東洋藥’”，對傳統醫學進行權威化，具體體現在北越南的醫療政策上。在這樣的背景下，包括 “南藥”和“北藥”在內的越南傳統醫學，經常與外敵民族主義相關聯。
[27] 曹基湖：《漢方薬の國際性を目指して(漢方薬の國際性を目指して)》(第55回日本東洋醫學會學術総會)」載《日本東洋醫學雜誌》 2005年第 56卷第 1號，第81~86頁。
[28] 2018年9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推動創新創業高質量發展打造“雙創”升級版的意見》，也明確要提升孵化機構的服務水平。為鞏固“雙創”成果，夯實“雙創升級”，因此急需發展大批科技加速器。
[29]由于日本的近年來為減輕抗癌劑的副作用，預防老年人疾病的重癥化等，在醫療現場對中藥的需求增加了。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藥事工業生產動態統計（2018）》，中藥和生藥制劑（含生藥）的生產金額約為醫藥品市場整體的2.8%，雖然數量較少，但過去5年間增加了21.9%，可見需求的增加。作為這些原料的生藥，中國產占全部的77%。但是由于中國產藥材價格高漲，日本國內的生產需求也隨之提高?？梢灶A見，無論中國還是日本，都面臨生藥資源的嚴重枯竭。最近，隨著日本重點將藥用農作物的栽培轉移國內，關于藥用作物的栽培與農藥問題，也受到很大的關注。
[30] 根據 2017 年《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年度報告》，中藥引起的嚴重不良反應事件，約有1.7萬余起。按照給藥途徑分布，靜脈注射給藥占 84.1%，口服給藥占 13.2%。也就是說，超過八成中藥的嚴重不良反應，來源于中成藥注射液。
[31] 饒毅：《疫情期間不容假藥趁火打劫，不宜強行派送未經證明中藥》，財新網，2022年4月17日。
[32] 余思毅：《北大李玲：“全民免費醫療”制度改革時機已成熟》，時代財經，2020年4月3日。
[33] “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Foreign Policy, March 20, 2020.
[34] 彭心韞：《如何構建強大的公共衛生體系?習近平強調這些事》，人民網，2020年6月2日。
[35] 邢翀、黃鈺欽：《醫圣祠前觀古今，習近平“把脈”中醫藥發展》，中新社，2021年5月13日。
[36] 2022年3月29日，香港特區政府邀請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進行考察、探訪，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將來會在制度和政策上進行“松綁”，為香港的中醫藥發展提供更多契機。參見韋驊：《林鄭月娥：香港將為中醫藥發展“松綁”》，新華網，2022年4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