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拉多納走了, 他遺留的“中國之問”卻遲遲無解 | 文化縱橫

2017年，馬拉多納接受阿根廷媒體采訪時，曾專門談到了中國足球，對于中國隊長期無緣世界杯賽場，馬拉多納認為是遺憾：“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在世界范圍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而且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球迷，我們一直期待中國隊能夠挖掘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球員。如果世界杯沒有中國隊，那是巨大的遺憾！”

不過馬拉多納堅信中國足球未來一定能夠崛起，“中國具有眾多的人口，我相信中國隊未來一定不會在世界杯上大放異彩！”馬拉多納對中國足球的期許之后，是中國足球人多年的辛勤努力。在馬拉多納遠去之時，我們更需要對中國足球的“馬拉多納之問”進行深刻反思。

▍尋根：中國足球路在何方？

尋歷史足跡，1951年，由各大區和解放軍等組隊參加的新中國第一屆全國性足球比賽在天津舉行；1952年, 中央體訓班成立, 就是所謂的“國家隊”;1955年, 中國足協成立, 標志著中國足球官方機構的建立。

從1955年中國足協成立, 到2015年足協正式與體制脫鉤, 歷經60個年頭, 中國足球幾經沉浮, 偶有亮點, 但大多時候都是負面典型, 近年來, 各級國字號兵敗更是常態,?13億人怎么挑不出11個會踢球的？國民不斷地發出詰問。

追朔中國足球前幾次改革, 其未產生預期效果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馬克思實踐批判理論中所謂的“實踐”, 即強調“過程化”, 這種“過程化”不再是站在事物過程之外的某種價值評判, 而是事物自身發展過程。至今, 中國足球依然前途漫漫。

縱觀德國足球, 也經歷過漫長而艱難的成長歷程,?其成功的背后既有德國足球所獨具的技戰術風格、多樣性的社會支持、政府的資助與管理, 也體現著政治、經濟、民族、文化、制度、人才、媒體等多種因素交互的影響, 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 德國足球順利走出了沉淪與低迷的泥潭, 最終實現了崛起。

德國足球甲級聯賽運營成功的關鍵是創新的經濟模式和理性的社會改革、獨特的文化傳統和商業哲學助推、政府的高度支持和職能機構履職、青訓體系標準化和校園足球。

在這一歷史拐點上, 中國足球掀起了空前絕后的體制轉軌和機制革新。中央把振興足球作為發展體育運動、建設體育強國的重要任務提上日程。2015年3月16日, 《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出臺, 中國足球迎來了空前絕后的機遇和挑戰。

儼然, 中國足球改革已經超越了歷史, 超出了“足球”層面的深層意義, 其溢出效應以“超體育”的形式扎根于中華大地土壤中, 又一次掀起國人對足球狂熱追求的畫面, 再次寄予了深深的厚望。中國足球改革絕非簡單意義上一項體育工程, 而一項國家戰略層面的系統工程, 并以此作為政府部門抉擇、確定足球改革和發展的綱領性政策方案。

然而, 在政策工具的選擇配置中任何看似合理的公共政策并非呈現為理性, 這突出表現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執行走樣或無力, 以及政策自身所衍生的問題, 致使政策陷入“政策悖論”之中。2016年中國足球12強賽, 連續折乾敘利亞和烏茲別克斯坦, 仍然接連敗北。此役失敗后, 幾乎讓所有中國人失去信心和耐心，中國足球夢遙遙無期。

▍思辨：如何看待中國足球改革？

（一）中國足球改革的國家主義色彩

回顧中國體育走過的征程, 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趕超, 即在西方主流社會設定的體育框架內, 在西方擅長的運動項目中, 趕上甚至超過西方國家。于是乎, 中國人看到同為東亞國家的韓日足球騰飛,?感受更深刻的不是足球技戰術思想的先進性, 反倒是國家認同的統一性。這一論斷帶有明顯的“國家主義”政治色彩, 帶有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色彩。

足球作為世界第一大球, 具有展示國家形象的功能, 恰恰具備了“國家主義”的體征, 并被賦予了強烈的民族意識, 成為了“為國爭光”的政治工具, 是一種國家意識的延伸?！皣抑髁x”主張運用國家名義之下的“舉國體制”扶植中國足球的發展, 并從經濟支持、制度保障、政策偏向和全員參與來體現“國家權威”。中國足球改革是一項國家戰略工程, 承載著國民的熱切期盼和政治訴求?！芭e國體制”作為一個歷史性概念, 是中國競技體育發展體制的縮影。?作為一項社會文化系統工程建設的足球運動倒是更接近于“舉國體制”的要素稟賦特征。

中國足球改革并非一種隨意的實驗, 而是一種帶有戰略乃至戰爭寓意的攻堅戰, 因受到國家意志和國民需要的雙重壓力, 改革必須保證獲得全面性成功。但是, 中國足球改革并非體育意義上的簡單變革, 它以超體育的形式植根于社會發展中, 看似由國家體育總局牽頭, 但已上升到國務院直接組織策劃并實施。中國足球改革并未完全避開國家體育總局, 而僅僅是在體育總局之上設立了一種相對獨立的決策機制, 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強調國家意志, 展示國家強力化的決心。

（二）中國足球改革的“唯意志論”之辯

對足球發展規律和中國基本情況認識不夠, 執著于他國模式, 急于求成, 片面夸大主觀意志的作用, 而漠視足球發展的內生動力, 忽略足球的教育價值、文化建設和足球人才等, 帶來了嚴重的后果。中國盡管一直擁有數量龐大、態度虔誠的足球看客, 但是多數中國人近乎虛妄地要求中國人一定要在足球的領域具有主導地位, 如此之鏡像,?顯然未考慮中國文化和足球文化不匹配的問題。倘若中國非要實現足球強國的目標, 往往寄托于主觀意志的神秘力量之中, 導致足球發展脫離現實, 將理論上可能成立的條件視為現實中存在的必然。中國足球改革過分強調主體意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 而忽略足球規律的發展, 失去東方傳統文化的理性選擇;過分強調足球改革的意義, 實質上仍然存在唯意志論傾向。

（三）中國足球改革是“紙上談兵”嗎？

新中國成立以來, 中國足球先后延續了英國足球、匈牙利足球和多元化足球發展歷程。歷屆國家隊先后效仿德國、巴西、法國等足球模式, 期間不斷聘請國外教練執教國足, 除了2002年韓日世界杯進入決賽, 其它戰績平平, 始終未能沖出亞洲, 何而世界?

中西方文化思維模式、價值認知、道德觀念等判若兩重天。西方人重契約、重理智、重競爭, 主張用制度、法制和規范來約束, 而東方人注重人倫、重人情、重中庸, 主張用倫理、道德和禮節來規約, 此謂兩個行為主體間質的差異。而足球運動強調外顯性、競爭性、拼殺性、彪悍性和集體性, 企圖超脫自然、征服自然之西方體育精神要義。從足球運動的內生規律和文化源質, 架構了東西方體育文化的鴻溝, 影響了中國足球的夢想。

固然, 中國足球不加思索的膜拜、效仿、重演它國模式, 不去深入反思中國之國情、體制之差別、文化之域異和道路之曲折等;而過分強調國家意志之堅定、國民信心之爆膨, 不去洞穿隱藏在計劃經濟體制本身所存在的問題, 不去冷靜分析他鄉足球本土化的非合理因子。簡言之“漠視別人的成就, 淡化自己的曲折”。理性主義的缺失導致中國足球長期淪落為一種擺設, 其文化玩偶地位在短時間內難以逆轉。

▍思路：如何看待中國足球的未來？

（一）明確足球“技術核心論”

一個國家要想成為體育強國, 沒有高度發展的足球運動水平作為支撐是不可能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深水區, 體育強國建設的目標、規劃、進程受國家財力、物力、技術、管理經驗等諸多因素制約, 而不能寄予國家意志下的主觀改革和精神契約。唯意志論思想片面強調意志的重要性, 忽視足球的內在規律和文化建設需要的支撐條件。

任何事物發展都是一個螺旋上升過程, 發展是自身的發展, 是轉化為自己的他物過程。美國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王晉教授認為:“中國在高水平比賽中總是無法有效進球, 這看似一個簡單問題, 從運動技能學角度來看實際上是訓練造成的, 提高訓練水平的關鍵, 是要認清足球項目的特點。

矛盾的對立雙方的交互作用規定事物發展的基本趨勢。足球本身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 足球文化的獨特性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抵牾被認為足球運動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違背了其自然生長的文化基因,?出現了足球技術異化趨勢, 呈現明顯的運動基因傳承的無序化、空洞化和漏斗化現象。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因是事物內部固有的根本矛盾和內在規律。遵循足球項目規律, 是保證中國足球向上、向前發展的首要前提。深究足球問題自然要返歸到中國足球本業問題上, 中國足球主要就是落后在技術上, 認清楚這個問題, 是中國足球進步的思想基礎。因此, 確立足球“技術核心論”的理念, 重視技術內生規律, 緊抓球藝優質期, 注重專項化和系統化訓練, 抓好內生型技術發展路線。

《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和《中國足球協會調整改革方案》的出爐, 標志著中國足球已進入全新發展期和快速推進期。中國足球發展是一種自然規律的遞進發展, 是足球自身與中國國情契合的結果, 而不是主觀臆斷思維的實踐。鑒于此, 中國足球發展決不能重蹈覆轍, 也不能陷入“行政手段萬能論”的誤區, 立足國情, 尊重足球發展規律, 以“運動技術”為核心, 回歸本源并重構其價值, 深化體制改革, 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統一, 運用“底線思維”和“批判思維”加以檢驗, 自然漸進式發展。

（二）重構足球和體育的價值

體育縱然承載著“救國存亡工具、政治外交手段、國家形象塑造、國民體質提升、產業經濟復蘇”的價值功能。價值重構不是“破壞”或“消解”, 而是“理性選擇”以致“適應當下”, 對于不合時宜的價值判斷進行“理性批判”和“實踐檢驗”, 為更好地建構契合中國實際和時代要求的足球價值觀提供依據。

“健康中國”戰略的提出, 標志著國家層面進入全民進入小康社會、社會層面進入和諧常態發展、個人層面進入人的全面發展期。我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決勝階段, 《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和《“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相繼出臺, “全民健身”上升為國家戰略, 中國體育必然掀起歷史性變革, 以“足球”為試驗田和排頭兵, 并以“超文化、超體育、超當下”的歷史意義和時代擔當賦予了足球更為廣深的角色。

中國足球項目的價值目標是指導中國足球發展方向的基本依據。因此, “理性選擇”、“適應當下”和“價值重構”是中國足球價值目標本土化、中國化的方法選擇和路徑依賴。

中國足球價值重構應以“以人為本, 多元價值”為指導,?從國家層面來說, 鞏固大國地位、提升國家形象、助力健康中國、推進強國體育；從社會層面來說, 促進社會和諧、惠及全民健身、回歸學校體育、傳承體育文化；從個人層面來說, 促進國民健康、加強道德修養、塑造個體精神、回歸體育本源。

中國足球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以思想為指導、以經濟為基礎、以制度為保障、以文化為導向、以教育為本源, 共同推進中國足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國家層面、社會層面和個人層面的“足球夢”。

（三）中國足球的本土化發展道路

足球屬于世界第一運動, 她從來都不存在最先進的技戰術, 也不存在最落后的技戰術, 而只存在最適合自己的技戰術體系。不同的國家有著特定的經濟、人文環境, 不同的民族有著迥異的文化心理、感情定向, 這就使得足球運動在各國“本土化”的進程中, 逐漸形成其本國風格和特點。正所謂西方足球的演繹就令人賞心悅目, 中國足球的發展就令人捶胸頓足, 即為中國與西方足球的“根”扎下的土壤是不一樣的。

中國特色足球是足球項目的內在規律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 是歷史的選擇、國情的選擇和市場的選擇。中國足球的鮮明特色主要體現于民族特色、實踐特色和時代特色。中國足球發展是一個基于足球規律、融入民族傳統、反映時代要求和強調實踐過程的道路化范式。

中國足球的民族特色就是足球發展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相融合, 用我們最熟悉的思維和風格反映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用我們的思想底蘊和精神營養錘煉自己的信念和特色, 從而表現出中華民族的氣派和風格。

中國足球的實踐特色就是從實踐中產生, 在實踐中發展, 由實踐來檢驗, 并在實踐中獲得制度創新和理論突破。足球發展如果違背了內生發展機制, 就會偏離體育運動發展的普遍規律和價值要求;離開了實踐, 也失去了發展的基礎和動力源泉。

中國特色足球道路又是時代的產物, 它解決中國足球發展問題的同時, 也順應著時代潮流, 體現著時代發展的主題和精神, 從而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色。中國足球又體現著世界體育文化的多樣性特征, 借鑒國外足球發展模式, 求同存異, 和而不同。中國足球之路是足球中國化的產物, 是一條特色之路, 但絕不是孤立之路, 是適應當下、順應國際形式的歷史選擇, 同時, 是對時代主題和世界潮流的積極回應。

中國特色足球又體現在“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回歸教育”的多元價值功能。中國足球應打“持久戰”, 發揚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和延安精神。中國足球的可持續發展, 注重目標、立足現實、崇尚行動、講求實效, 就要以職業足球為典范, 以社會足球為基礎, 以校園足球為根本, 頂層設計、統籌規劃, 創新驅動、分步實施, 放管結合、監管評估, 切實加強理論創新與實踐落地, 強化解決中國足球實際問題的能力, 進而形成中國特色、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的足球之路, 并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并著力打造足球中國品牌, 豐富足球文化內涵。

▍舉措：中國足球改革的具體方向

（一）足球改革的頂層設計

體育強國戰略實現的根本保障離不開中國體育獨具特色的體制性優勢之舉國體制。從我國國情及足球發展規律看, 足球改革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 故在足球改革發展過程中, 理應充分發揮當下“舉國體制”的優勢和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 亦需發揮市場與社會的聯動性作用。中國足球問題涉及中國社會改革領域的諸多公共政策環境, 正如論壇專家所提到的, 足球是地方品牌結合宗教、經濟和文化三位一體的設計, 僅僅改寫足球的運作程序還無法真正改革足球, 法律保障、文化觀念和各種管理體制等深深阻礙了足球改革之路。

從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入手, 創設足球改革發展的適宜環境, 并重視后續政策的及時跟進, 尤其是細化落實土地、稅收、金融等優惠政策, 動員企事業單位、社會力量和個人力量, 同時出臺相應的足球改革發展管制政策, 并推動足球近期、中期和遠期的“三步走”戰略目標的進一步具體化。

中國足球改革要以中國國情為出發點, 遵循足球發展規律, 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為先導,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 掃清足球政策障礙, 完善足球體制機制, 健全足球政策法規體系, 整合現有足球資源, 培育多元市場主體, 吸引社會資本參與, 充分調動社會力量, 營造重視足球、支持足球、參與足球的社會氛圍, 激發群眾參與足球熱情, 發揮中國體育獨具特色的體制優勢, 調整中國足球發展戰略, 逐步建立中國特色現代足球制度。

（二）足球改革的理性批判和監管評估

中國足球改革是一項足球技術實踐活動的本土化過程, 即以適應原生態足球和創造中國式足球的實踐過程, 是當下中國足球的特殊實踐理性。中國足球改革是一種追求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中國智慧, 是一種實踐理性和技術精神的融合。從足球技術上看, 是價值主體尺度與客體尺度的統一, 即是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統一。

理性批判絕不是要否定改革, 也不是要否棄他國足球技術理性的全部, 而是要否棄違背足球發展規律的踐行, 否棄足球本土化中不合理部分, 克服工具理性在足球領域的僭越, 充分發揚足球領域的價值理性。

鑒于中國足球改革理應從“行動合理性”的概念轉變為“系統合理性”的概念。中國足球癥結不在于從工具合理性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指導行動, 錯誤的不是工具合理性行動本身, 而是國人老是只考慮手段、效率、成功, 而不考慮足球多元價值。

《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中指出:中國足球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 管理體制機制落后, 社會基礎薄弱, 人才匱乏, 監管缺失, 行業風氣和競賽秩序混亂, 結果只能是中國足球停滯不前、運動成績持續下滑。因此, 中國足球應當建立專業高效、法制健全、民主開放、運轉靈活和保障有力的體制機制, 清理和廢除不符合改革要求的法規和制度;加強中國足球監管機制, 建立評價與監測機制;加強足球行業管理機制, 樹立典型示范獎懲機制, 推進責任追究機制, 實施分級監管機制和社會參與機制。

（三）推動校園足球和社會足球發展

《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明確提出:“改革推進校園足球和普及發展社會足球?！睆恼呱弦龑π@足球和社會足球大環境的構建, 同時反映了校園足球和社會足球在我國足球改革發展戰略中的重要位置。

足球項目的發展, 最為核心的是青少年后備人才的培養。教育部長提出，“校園足球就是給中國足球提高競技水平, 開辟了一條人才成長的新通道, ”并提出了發展校園足球的具體措施, 做大分母抓普及, 讓更多人參與足球, 做精分子抓競賽, 靠比賽“賽”出足球精英, 抓短板、強交流、立標準、嚴培訓, 全力推進校園足球發展, 通過校園足球作為擴大足球人口規模, 夯實足球人才根基, 推進校園足球普及, 健全和完善大學、高中、初中、小學四級足球競賽體系, 推動學校足球運動的普及和提高, 發掘和培養全面發展的優秀足球后備人才。

推動足球運動普及工作, 拓寬足球發展路徑, 加快發展社會足球, 鼓勵組建或聯合組建足球隊, 建立社會、企業、鄉村足球聯賽制度, 豐富基層社會足球活動, 共同推進社會足球發展。堅持社會足球和校園足球聯動發展, 拓寬足球人才培養渠道, 擴大校園和社會足球人口, 提高足球技術水平, 為職業足球發展奠定扎實的群眾基礎和人才基礎。中國足球應立足國情、統籌規劃, 走出一條集職業、社會和校園足球于一體的和諧共生、可持續發展、中國特色的足球道路。

本文原刊于《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原題為“理性批判與價值重構：中國足球改革的困境與出路”，篇幅有限，內容有所編刪。圖片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系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系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