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戰的幽靈？ ——從“中美貿易戰”到“敘利亞危機” | 文化縱橫沙龍No.17講座現場

［導讀］2018年5月5日下午兩點半，文化縱橫“一期一會”主題沙龍在北京新華書店總店舉辦，本次活動由《文化縱橫》雜志社主辦、新華書店總店-新華互聯電子商務有限責任公司協辦、南都公益基金會《南都觀察》支持。此次沙龍邀請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王宇潔、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達巍，以“新冷戰的幽靈——從‘中美貿易戰’到‘敘利亞危機’”為題，分別從當代中東困局、中美貿易戰的角度對當前世界政治經濟變局進行解讀。本次活動同時采用網絡直播的形式實時分享，參與人數眾多，僅預報名人數即超300人次，現場氣氛熱烈，不僅有《文化縱橫》的忠實讀者，也有關注世界政治經濟議題的各行業人士。

▍中美貿易戰：“新冷戰”的開始？

一、中美關系40年

達巍老師在討論目前“中美貿易戰”局勢前，回顧了自1978年中美簽署聯合公報迄今40年來的歷史。指出中美40年的歷史節點意味著兩國關系正在進入新的階段，兩國間的基本矛盾也會發生重要變化。

對過去40年中美關系框架的格局基礎，達巍老師用“內外/強弱”來形容?！皬娙酢币馕吨谶^去40年里，盡管中國在世界上不是一個小國，但是相對于美國一個強國而言，中國始終是一個弱國?！皟韧狻敝f則牽涉到這期間世界體系的運行：美國作為西方體系里的主導者、頭號強國影響世界局勢的走向，而中國一直置身于此體系外部或者邊緣。

中美戰略的制定離不開以上格局基礎。因此，達巍老師進一步對解釋了過去四十年中美戰略特點。首先，他指出，美國的對華戰略可稱為“接觸（engagement）戰略”——通過交往，將中國拉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獲得戰略與經濟利益的同時，塑造中國的發展方向。這一“接觸戰略”使美國獲得了兩項重大利益。第一，完全扭轉了70年代美國在冷戰中的頹勢；第二，全球化進程中，作為全球重要的資本、技術輸出國，美國與世界最大市場中國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反觀中國，中國的對美戰略可概括為“融入戰略”，即通過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實現現代化，同時保持特色。因此從兩國的戰略方式上看，各自戰略的前端目標彼此高度契合，而彼此的最終目標卻高度不同，兩國在這種“同床異夢”的格局下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互動關系。

二、當前中美矛盾的變化

進入本世紀以來，中美關系的格局隨著雙方力量的演進也開始出現新的變化，“接觸-融入”框架逐漸接近歷史終局。一系列的變化總體可歸納為以下兩點：其一，中美關系從“內外強弱”變成“體系內兩強”，中國不再居于國際體系的外部或邊緣，而是逐漸進入世界體系并日益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其二，中國沒有按照美國期待的方向發生變化，美國期待的中國，是一個政治更多元、市場更自由、社會更開放并且在外交上緊跟美國腳步的國家。未能按照美國意愿發展的中國，卻在世界格局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話語權，這無形中促成了美國對華戰略的轉變。

達巍老師也強調，美國對華戰略的轉變并不像看上去那樣一蹴而就。關于中美關系的討論在兩國一直不絕于耳，從2007年的《中國幻想曲》、2008年的“強大中國范式”到2015年的對華戰略大辯論，達老師認為，要厘清當前中美關系，核心問題是要掌握當前中美矛盾的本質。談及中美矛盾，不能避免聚焦于中美經貿矛盾，這之中涉及到復雜的因素，包括貿易不平衡、知識產權保護、市場準入、高端制造業與科技競爭等。單從經貿角度就可看出，中國模式實際上是一個龐大的、非西方模式的、由政府發揮核心作用的結構，而以這種非“美國”的特征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當中，兩種模式能否兼容共生，仍是一個雙方都必須面對的深刻議題。

對于“新冷戰”的看法，達巍老師認為，當下美國與俄羅斯的關系比較接近“新冷戰”模式，而非傳統意義上的冷戰關系——正常而有限交往下的敵視對立。美國對目前中美關系的定義解釋為“大國競爭”，包含經濟競爭、意識形態競爭、地緣政治競爭、軍事競爭、科技競爭、教育競爭等等。而中國與美國未來關系的大致也面臨多重抉擇：短期來看，中國傾向于繼續維持現狀，但此非美國所愿；近期掀起熱議的“貿易戰”當然也是選項之一，但無疑會對雙方都造成重大損耗；總體來看，想取得雙贏，則是在博弈中形成兩種模式共生的規則與邊界——這對雙方來說，都是艱難的挑戰。

▍解讀當代中東困局

一、何為“中東”？

談及世界政治、宗教問題，“中東”已經成為大眾耳熟能詳的專有名詞。王宇潔老師指出，事實上，用來代指以伊斯蘭教信仰或伊斯蘭文化為主的西亞、北非之“中東”概念，誕生不過一個半世紀——19世紀中期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地理格局中，“中東”是指在“近東”（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與“遠東”（印度）之間的一片區域，即現在的波斯灣地區，二戰后北非的阿拉伯國家也被納入“中東”的范圍。盡管“中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指涉不同的區域，但今日之“中東”，自古以來都是歐亞各大帝國爭霸奪權的核心區域——從羅馬帝國到阿拉伯帝國、奧斯曼帝國，歐洲與現今所指的“中東”或說穆斯林世界一直處于不斷對抗又緊密聯系的復雜關系之中。

十九世紀后，日益崛起的歐洲，通過1916年的賽克斯匹克協定完成了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瓜分，也意味著其對中東建立了實際的控制權。作為一戰戰勝國，英法陸續接收昔日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勢力范圍，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屈辱的殖民經歷經由世界大戰的催化激發出民族主義獨立浪潮，在兩次世界大戰陣痛后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中，伊朗、土耳其、埃及等現代中東國家建立，逐步構成當今“中東”地緣格局。

二、曲折中探索

回顧每個中東國家的發展歷史，無疑能發現他們共同經歷了“擺脫殖民統治-建立獨立國家”的過程。由于歐洲、特別是西歐的民族國家，自近代以來成為民族國家建設的典范，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很強的示范效應。這些穆斯林國家在建國和獨立過程中，不同程度地效仿了西歐現代民族國家的范例。這也使得這些國家與歐洲各國之間具有一種矛盾而特殊的親近關系。

中東國家在建國初期，多嘗試采用西方式的世俗化道路，努力以所謂民主或君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來探索適合自身的路線，比如上世紀中期的伊朗、阿富汗等國青年男女，喜好穿著西式的服裝示人——王老師強調，這一現象的背后，是世俗化的西式道路與社會底層民眾之間的撕裂，一方面西方化的上層得利并積極支持，另一方面底層民眾的生存境遇日益嚴峻。這種社會撕裂的景象進一步促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東國家左翼思潮的盛行。

左翼思潮盛行的年代，正是中東處于東方和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歷史時期。如今常被忽略的中東左翼思潮，在當時的伊斯蘭世界產生劇烈的影響，尤其表現在政治領域上，一些統治者開始試圖以社會主義思路治理國家，伊斯蘭社會主義隨之應運而生。

左翼思潮興起并沒有對中東各國的國家建構產生明顯而積極的作用，很多人逐漸意識到，不管是向東還是向西，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無法與伊斯蘭社會相適應。伊斯蘭主義思潮漸漸興起，它倡導“伊斯蘭道路”是符合中東實際發展的唯一路線，主張伊斯蘭教在社會生活、國家政治等各個領域發揮統攝性的作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無疑為美國在冷戰時期的中東事務造成巨大打擊，至此伊朗開始轉入全面反美路線。此外，讓歐洲、美國、蘇聯都折損甚巨的阿富汗戰爭，為中東地區留下一支龐大的、受過訓練的，而且善于從伊斯蘭思想來闡發自己革命意識形態的圣戰組織。這些都對之后中東政治的發展產生了影響。

三、左右為難的中東困局

王宇潔老師指出，20世紀前半期建立的大多數中東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整體上處于頹勢，面臨發展困境。首先，在政治經濟方面，表現為三點：其一，喪失主權，外來干涉頻現，淪為代理人戰爭戰場；第二，政治無序，內戰頻繁，教派、民族沖突不斷；第三，科技落后，經濟衰退，民生艱難。

其次，在思想文化方面，王老師認為，伊斯蘭思想的激進化發展是其當前最為重要的挑戰。具體而言，20世紀中后期以來，政治環境的惡劣為激進主義的發展準備了肥沃的土壤，在中東地區傳統深厚的伊斯蘭教時常為極端主義綁架，成為他人眼中的異己和令人警惕的他者；激進思想（比如圣戰賽萊菲主義）流行，恐怖主義事件頻發；伊斯蘭教污名化，而“溫和的大多數”卻沒有能力發出自己的聲音——無論是政治權威、宗教領袖，還是普通大眾，似乎沒有人有能力為未來發展開出更為光明的處方。

中東地區的問題向來無法回避外部世界與其的博弈。王宇潔老師提醒，尤其在全球化時代，討論中東內部自身問題時，同時不能忽視這些現象的外溢和擴散。除了伊斯蘭激進主義外，當前變局下的人口遷移使歐洲一些傳統上受伊斯蘭教影響極小的國家中的穆斯林人口急劇增加，并且伊斯蘭教成為基督教之后的第二大信仰；很多人擔憂穆斯林移民的種族、文化和宗教影響會改變歐洲原本種族和文化上較為單一的社會，進而征服歐洲；不斷升溫的難民潮更加劇了“伊斯蘭恐懼癥”的泛濫。